江西诗派的由来

一、江西诗派的由来
提到江西诗派，就不能不说黄庭坚了。
黄庭坚(1045－1105)，字鲁直，自号山谷道人，晚号涪翁，又称黄豫章，洪州分宁（今江西修水）人。北宋诗人、词人、书法家。系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。
黄庭坚早年师从苏轼，与张耒、晁补之、秦观并称“苏门四学士”。诗与苏轼齐名，时称“苏黄”，词与秦观齐名，时称“秦黄”，但后世以为成就不如苏、秦。黄擅长诗词，尤工书法。诗风奇崛瘦硬，晚年颇近苏轼，词风疏宕，豪放秀逸，时有高妙。有《山谷琴趣外篇》、《豫章黄先生词》等传世。
北宋后期，黄庭坚在诗坛上影响很大，追随和效法他的诗人很多，于是逐渐形成以黄庭坚为中心的诗歌流派。在吕本中作的《江西诗社宗派图》中，列陈师道、晁冲之、王直方等计25名诗人，认为均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。尽管诗派中并不都是江西人，但都将之归于江西诗派。
江西诗派是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，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。它的影响遍及整个南宋诗坛，其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。甚至现在很多自以为长于诗词的人，也都继续沿袭着江西诗派的一些技巧和手法。
二、江西诗派的写作态度
宋代欧阳修、苏轼的改革文学，奠定了文的楷模，对后代行文起到了启示的作用。然而，他们于诗的成就虽大，但规矩苦少。在诗的规矩上，能够给予后人指示的应该首推黄庭坚。
黄虽为苏门学士，但对诗的理解与苏轼却有很大分歧，甚至大相径庭。
第一，苏词时含讥刺和嘲讽，黄则反对影射和讪谤。
黄曾说：“东坡文章妙天下，其短处在好骂，慎勿袭其轨也。”又说“诗者人之情性也，非强谏争与廷，怨忿诟于道，怒邻骂坐之为也。……其发为讪谤侵陵，引颈以承戈，披襟而受矢，以快一朝之忿者，人皆以为诗之祸，是失诗之旨，而非诗之过也。”这一则恐怕是源于苏轼的因诗获罪，几至丧命。二则因为他与苏轼毕竟还有本质的区别。
苏轼是诗人，更是文人，勉强还可称为政治家，有抱负，有见解，所以其于文学的主张是“立意”，见到与他主张和意志相反的措施，自然不免讥讽。而黄则不惟对政治没有多少兴趣，而且对议论文章也感觉淡漠。他曾说：“庭坚心醉于诗与楚词，似若有得，然终在古人后。至于议论文字，今日乃得付于少游，……”，自然是觉得无须讪谤。故陈师道说他“短于散语”。
第二，苏重天成自得，黄则讲求布置法度。
苏轼主张述意达辞，诗由自得，思想自由，不管其它。也就是说，文字的内容是“述意”，文字的形式是“达辞”。他追求“求物之妙，使其了然于口与手”。换言之，就是辞的不多不少，恰得达意，恰到好处，恰如其分。
朱子曾说：“东坡平时为文论利害，如主意在那利一边，利处只管说那利，其间有害处亦都知，只藏匿不肯说。”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苏轼的意志自由。
在苏轼看来，一个诗人有一个诗人的作风，这种作风是浑然“天成”的，悠然“自得”的，是超然法外的。合古今诗人作风于一身，自然是集大成，但其独特的作风却也因而泯灭，所以为诗者应该发展自得的作风，尽管“行云流水”，不必追寻他人的方法。只要是自得的作风，都有独特的味道。黄庭坚则衿重布置法度的正体，坚持循规蹈矩，以为若不知正体，而径出于“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”的变体，“则纷然无复纪纲，终于败乱而已矣。”这显然与苏轼“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”的主张相违背，说不定就是对苏轼的有感而发。苏重于“意”，黄钟于“法”，苏以“意”摄用法，黄以“法”置之意。可见二人差别之大。
黄因既不作议论文字，又反对影射和讪谤，只专注于形式上的法度布置，因而其为诗为词，实际也不过是借重旧说，装点门面而已。同时难免又使诗词“由人间世上转到艺术宫里”，这也许是后人以为黄的诗词成就不及苏轼和秦观的主要原因吧！当然，黄之所以这么做，大概应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。由于一些怵目惊心的时事，让敏感的诗人不敢议论，不敢讪谤，也就不得不躲到艺术宫里，专门致力于布置严谨、格律精善的技术了。
黄于诗的写作态度，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整个江西诗派，此后的江西诗派一直继承了重“法”轻“意”或以“法”置“意”的写作态度。
三、江西诗派的写作风格
“天成自得发于己，法度布置得于人。” 由于黄庭坚推崇“法度”，所以教人规摹古人，在无数古人中尤要规摹陶杜，二人中尤要规摹杜诗，杜诗中尤要规摹到夔州之后诗作。黄曾与王观复书中说：“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古律诗，便得句法简易，而大巧出焉。……文章成就，更无斧凿痕，乃为佳作耳”其劝教规摹，可见一斑。
黄曾经请人建大雅堂，镌刻杜甫在西川及夔州所作诗。又作大雅堂记云：“子美诗妙处，乃在无意于文。夫无意而意已至，非广之以国风雅颂，深之以离骚九歌，安能咀嚼其意味，闯然入其门耶？故使后生辈自求之，则得之深矣。” 由此更加可以看出，他是多么强调规摹的重要！
李白长于杜甫，后人故称李杜，不称杜李，我以为本无厚此薄彼的意思。黄以前虽有元稹的崇杜卑李、欧阳修的崇李卑杜，但并未形成实质的影响。直到黄庭坚，则掀起了一股真正意义的褒杜贬李潮流。他先是反对优劣李杜，继而以为应将杜置于李之上。因李白诗的纵放不羁，黄曾评价称：“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，无首无尾，不主故常……”表面上虽似盛赞,却实则以为不足取。这与他反对优劣李杜和杜高于李的看法是一致的。
江西诗派的陈师道在《后山诗话》卷一引黄庭坚语云：“杜之诗法，韩之文法也。诗文各有体，韩以文为诗，杜以诗为文，故不工耳。”从中可以看出对韩愈的某种轻视，对杜甫的推崇。之所以推崇杜甫，表面上在于杜诗的工于法度，实际上也许本就是在宣扬和提升以重“法”著称的江西诗派。
本着重“法”的写作态度，黄开始注重“法”理的研究，有很多著述。在此不加引述了。总之，有理论有方法的规摹杜甫，还是应该首推黄氏。黄所领导的江西诗派此后都以杜甫为法，由此杜甫逐渐的成为“诗圣”，而李白则相形见绌了。
黄规摹杜诗不足为奇，重视格律，主张多读融古，这些都与杜甫相近，但与老杜相比，因为远离现实生活，故而殊无多少超越。基于此，黄也求变，又主张“由有法以至于无法”，于是在倍加推崇杜甫的同时，也稍推崇陶潜，而陶与杜是明显异趣的，可他偏要陶杜并称，都奉为规摹的范本，这也是由于他要以“有法”做到“无法”，即做到“无意于文”。以为“无意于文”当是诗的最高境界，而达到最高境界的阶梯仍是法度。可见黄与陶实则也异趣，如何规摹？所以虽嘴上说“法”至“无法”，而实际上始终只重于“法”，限于规摹。
据名贤诗话载：“黄鲁直自黔南归，诗变前体，且云：须要唐律中作活计，乃可言诗，……虽数十百韵，格律益严，盖操制家诗法度如此”。可见还是仅重于“法”，而“无意于文”也只是说出来，实际上却并未做得到。
总之，江西诗派一脉相承的是规摹的风格，因重法而轻意，临摹古诗词而闭门造车，故而旧瓶未能盛新酒，殊少新意，却往往落入古人的窠臼。
四、江西诗派的写作技巧
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有云：“老杜作诗，退之作文，无一字无来处，盖后人读书少，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。古之为文章者，真能陶冶万物，虽取古人陈言，入于翰墨，如灵丹一粒，点铁成金也。”由此不难看出，黄一如既往地强调规摹，规摹的范本是陶杜，主要是杜，规摹的方法抑或技巧是“点铁成金”。主要意思是推陈出新，而不是创新。
《野老纪闻》中又引黄语云：“诗意无穷，人之才有限，以有限之才，追无穷之意，虽渊明少陵不能尽也。然不易其意，而造其语，谓之换骨法；规模其意，形容之，谓之夺胎法。”，由此更清楚可见其所说的技巧了。“点铁成金”还勉强算得上是推陈出新，而“夺胎换骨”则可以说是直接的移花接木。
古体诗完成于汉魏南北朝，律体诗完成于唐，自宋后至自由体诗以前，并没有出现新的诗的形式，因此也就没有新的创造，更多是旧的摹仿。自黄庭坚后，旧的摹仿的绝好方法就是“点铁成金”和“夺胎换骨”了，特别是“夺胎换骨”，被江西诗派奉为不二法门。
宋代谈诗的书，大都对“夺胎换骨”有所讲述，讲得最详尽的当属俞成的《萤雪丛书》了。其中说：“要自有活法，若胶古人之陈迹而不能点化其句语，此乃谓之死法。活法夺胎换骨，则不能毙于吾言之内。毙吾言者生于吾言也，故为活法。……，中庸‘鸢飞戾天’，须知天上者更有天，‘鱼跃于渊’，须知渊中更有地。会得这个道理，便活泼泼地。” [size=+0]从中当可见其全貌了。
自作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吕本中，至“始学江西诸君子”的杨万里，都沿用了这种方法，宣扬这种技巧，并均美其名曰：“活法”。
黄庭坚曾有诗句云：“随人作计终后人”、“文章最忌随人后”，可见他在创作上是有开辟道路的雄心的。但因其重法度崇规摹，且主张“点铁成金”、“夺胎换骨”，就只好“可惜不当湖水面，银山堆里看青山”了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直到金时的王若虚才开始痛加贬斥。说“鲁直论诗有‘夺胎换骨’之喻，世以为名言，以予观之，特剽窃之黠者耳。” 并“戏作四绝”对黄进行嘲讽。现举二例：“文章自得方为贵，衣钵相传岂是真？已觉祖师低一着，纷纷法嗣复何人？”“戏论谁知是至公，蝤蛑信美恐生风。夺胎换骨何多样？都在先生一笑中。” 到刘坡公作《学诗百法》，写五戒法时云：“诗有三偷。其上偷势，其次偷意，最下者偷语。” 则举例直接说“黄鲁直偷李白诗云：‘人家围橘柚，秋色老梧桐。’较原诗只改‘烟寒’为‘家围’二字。”
黄氏作为一代诗人，竟然被冠以“偷”字，称其为“特剽窃之黠者”，遗笑后世，岂不可叹？但无论如何，上述说法应该是有些道理的。这是因为摹仿越久越多，越无新意可出，于是无从“点铁成金”，只有偷梁换柱了。
由是观之，学诗为诗者，足宜警戒。

长知识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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